华高莱斯丨技术要点：化痛点为爽点--中小城市生物产业的逆袭之路

  生物产业，我国战略新兴起的产业中的“七大新兴起的产业”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竞相布局的“战略产业”。为抢占这一面向未来的战略性产业，各国纷纷制定专项发展计划，从政策、人才、资金等层面加大对生物产业的支持与投入。

  美国政府在《国家生物经济蓝图》中，明确将“支持研究以奠定21世纪生物经济基础”作为科技预算的优先重点。欧盟在《持续增长的创新：欧洲生物经济》中，将生物经济作为实施欧洲 2020 战略，实现智慧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关键要素。德国在《国家生物经济政策战略》中提出，通过全力发展生物经济，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德国在经济和科研领域的全球竞争力[1] 。

  而我国的城市们也纷纷瞄准政策红利，投入到生物医药类产业园区的建设中，截止2017年年底，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数量约为450个[2] 。生物产业已然成为城市经济较量与创新争夺战中的香饽饽，自然的成为了许多城市谋求经济转型、植入创新动能时，趋之若鹜的“女神”。

  一、这位“女神”到底“靓”在哪里，才让各国争相布局，诸城市们趋之若鹜呢？

  首先，生物产业是个极富成长性的“养成系美少女”。目前，全球生物技术正处于成长期，其市场正以15%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保持快速地增长，至2020年全球生物技术市场规模将达到6068亿美元，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面向2030年的生物经济》报告中预测，全世界内生物经济到2030年才会初具规模，步入成熟期 [3]。也就是说，如果保持这一增长率至2030年，生物产业产值将达到2.8万亿美金。

  而要了解生物产业的“成长性”，还要理清楚生物产业是什么。简单来说，生物产业是一切将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应用于生产（产品或生产的全部过程中都与生物或其运作机理相关）的经营活动，因此它包含的内容十分普遍。生物产业远不止大家通常认为的生物医药，更是生物技术在各类场景中的广泛应用，涉及到未来从生产到生活方方面面的产业革新。一般来说包括生物农业、生物医药、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生物服务等六大类行业。

  近期因备受资本及比尔·盖茨等科技大佬们追捧而跃入大众视野的“人造肉”，便属于生物制造。Beyond Meat作为“人造肉上市第一股” ，自5月2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至北京时间6月18日，股价较上市发行价涨幅579.84%，市值达102.19亿美元[4] 。这仅仅是生物技术在食品制造中的应用，也许就将彻底改变未来几十亿人口的餐饮生产的全部过程，冲击替代延续数千年的畜牧业，其想象空间可见一斑。

  因此，在经济提高速度整体放缓的今天，产业高质量发展速度快，投资回报效益高的生物产业，自然而然成为了各城市谋划未来时，格外青睐的选择。

  其次，生物产业还是个“人畜无害”的“清纯少女”。比起传统制造对环境大拆、大改、大破坏的“外家拳法”，生物产业是“道法自然”的“内家功夫”——运用生物规律，取自生物、作用于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能力较弱。以生物制药为例，比起传统化学制药过程中排放的大量有毒化和物质，生物制药的过程产生的有毒物质相对较少，对环境的影响也相对小很多。

  再拿生物农药来说，比起传统的化学农药，生物农药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就较少利用石油、煤等不可再生资源；使用的过程中更具靶向性，对人畜伤害极小；同时不像化学农药长时间残留，极易自然分解降解，因此对环境影响也很小。再如“人造肉”这项技术，如果这一技术普及，将替代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及污染的传统畜牧业，间接保护生态环境（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16年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说明，世界约有五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来自农业，包括林业、渔业和畜牧生产[5] ）。

  更不用提生物能源本身就是清洁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一种；生物农业可提升产量同时避免虫害，降低化学农药使用……因此，在绿色发展的新时代新要求下，环境友好的生物产业自然成为各城市高水平发展的为数不多的选项之一。

  最后，生物产业还是个拥有超长“容颜”保持力的“冻龄美女”。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生物产业拥有较传统制造业更高的技术门槛，因此一旦一项技术成熟且占领了市场，便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领先优势。以应用最为广泛的生物医药为例，与传统化学原研药一旦专利过期就会被仿制药快速替代的情况不同的是，生物原研药在专利过期后，销量与价格受仿制药的冲击影响要小得多。

  究其原因，首先是技术门槛极高，难以仿制替代。简单来说，传统的化学药是靠一步步的化学反应合成的小分子化合物，而生物药则是由细胞一步步生成的复杂大分子。生产的全部过程使用的生物细胞族系不同，制药过程中的每道工序乃至温度、湿度等细微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成药的表性不一样。因此，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生物类似药制造商在无法得知具体工艺流程及细胞系的前提下，是很难实现对原研药的仿制的。

  其次，仿制的成本也极高，难以形成价格上的优势。不同于传的化学仿制药仅3-5年的研发时间，生物类似药在大多数情况下要8-10年的研发时间，两者的研发成本也可达到近百倍的差距。因此，一般生物类似药和原研药相比，只能降价10-30%，而化学仿制药则可高达80%甚至更高的比例[6]。

  最后，应用监管严格，市场替代难。而由于药效及安全程度与原研药有一定差别，生物类似药在上市后的监管上也更加严格，欧美监督管理的机构并不允许药剂师在无处方指导下，像替换化学原研药那样直接替换生物原研药，导致仿制药即便比原研药成本更低，也很难快速占领原研药的应用市场[7] 。

  因此，只要技术领先，便可长时间保持高收益的强抗风险能力，让生物产业在产业迭代竞争日益加快的今天，成为令各城市向往的好产业。所谓“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在成长性强、生态友好、可持续高收益的“女神”面前，任谁都想试上一试，试图发展发展关系。可真正试图发展生物产业，就会发现，追求“女神”是个门槛挺高的技术活，并不是谁都能成功。

  生物技术企业往往既是可能一飞冲天的“仙葩”，也是可能一夕跌倒散落在尘埃中的“娇花”。作为知识密集的生物产业，其主要成本集中在产业链上游——即人才、技术、资金、政策等等。因此在我国，生物技术企业往往无论有钱没钱都要坚守在高端创新资源富集的一线大城，鲜少会将投资发展重心放在中小城市。而这，便导致中小城市在将生物产业列为重点攻克方向时，多数都面临着“企业难招”，“人才难找”，“砸钱招价值不高”，“落地后又活不好”等等一系列难题。

  二、只有高富帅的一线大城才能“抱得美人归”，中小城市就没有“一亲芳泽”的机会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追求这位“女神”，虽然“高富帅”的大都市总是最相称，但是有些条件相对不错的中小城市也有“搏一搏”的机会。

  这类与大都市同城发展，或者处于高能级都市群中的中小城市，往往是最有机会率先发展生物产业的一类城市。他们通过交通的快速连接与大都市同城发展，他们沾了“高富帅”大城的光：不仅能近水楼台，以产业协同的方式率先导入中下游产业制造资源，更能自然融入到城市群的创新“圈子”中，通过大都市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的聚集导入，实现自身创新崛起。

  因此，洛杉矶都市圈的尔湾，巴黎都市圈的圣康旦伊夫林，韩国首尔南部的光教新城，日本东京周边的琦玉、茨城，都依托大都市富集的创新资源实现了生物产业的创新聚集。从我国来看，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大多分布在分布在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其中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地区园区数量总和占比近六成，为59%[8] 。与上海沾亲带故的苏州、昆山，紧随广、深发展的佛山与东莞，也都实现了自身生物产业的强聚集。

  这类城市，就是有些创新底蕴的老牌创新城市。目前世界创新城市的格局正发生着有趣的变化，许多未能抓住电子信息产业爆发机遇而在创新版图中没落的“旧贵族”们，正凭借生物产业在创新版图中重新崭露头角，这一现象在欧美尤为突出。

  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被誉为“美国科技高速公路”的波士顿128公路，虽然在电子信息创新时代没落并败给了硅谷，却紧抓生物科学技术创新浪潮，充分挖掘麻省理工等高校的创新带动作用，崛起为全球最大生物产业集群。如果波士顿难以算作中小城市，那我们来看看2018年10月美国企业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简称CAE）的一份题为“全球创业城市的崛起”（Rise of the Global Startup City）的报告，其总结出的Global Next“全球下一个”新兴创业中心中，美国的底特律、奥兰多、辛辛那提和纳什维尔，印度的浦那[9] ，都正在通过盘活自身旧工业时代攒下的创新“家底”，谋求着生物产业的创新创业崛起。

  知识经济离不开知识分子和知识平台，因此高校、大型研究机构和拥有研发能力的医疗机构是生物医药产业形成的最关键的基础要素。拥有这些“家底”，成为城市发展生物产业的重要凭借。而从国内来看，东北的长春与哈尔滨，西部的兰州、长沙、绵阳，山东的青岛等等，都属于这类城市。

  什么叫家里有矿呢？对于生物产业而言，最大的“矿”就是富集且独特的生物资源。这类城市，往往是欠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他们是区域核心城市，虽然不一定拥有比肩大城市的创新基础，但一定坐拥丰富且独具特色的生物资源。例如，凭借“家里有矿”，韩国的济州岛正从普通的度假海岛转型，发展海洋生物医药及生物农业；而我国海南的海口及三亚，也正依托自身的海洋生物资源发展海洋生物产业；贵州的贵阳、云南的昆明同样可以依托云贵高原独特的生物环境及药物种植基础，依托自身独特的生物资源发展出更具特色的生物产业。

  紧抓行业痛点，打造定制化“长板”，化痛点为爽点，中小城市也能实现成功逆袭，在这万亿级的产业未来中分一杯羹。

  中小城市发展生物产业，最为普遍的痛点不是“缺钱”，而是“缺人”。虽然随着国内投资创新环境的优化，越来越多的高端创新人才从国际走入国内，从校园走向园区，但掌握创新核心技术及推动创新药物上市的高端人才往往还是凤毛麟角，这对于中小城市来说可谓“僧多粥少”。

  地方政府们下大决心“砸钱卖地”拉来了好的产业项目，也挂上了“院士工作站”的牌子。但往往引来的产业项目只是价值链末端的制造，核心研发仍在大都市；引来的“院士工作站”，既没有院士在工作，也不见创新成果落地开花。如何跟大城市抢夺人才，让核心人才真正“下沉”、“扎根”到中小城市呢？让我们来看看昆山，是如何通过“吸引一个人才，集聚一个团队，培育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 ，实现小核酸产业的“无中生有”的吧[10]。

  昆山发展生物产业的关键，就是引来了个行业“大拿”梁子才——苏州瑞博的创始人，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核酸技术实验室主任，也是小核酸领域的第一个国家863重点项目主持人[11]。瑞博落户昆山的初期，昆山仍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缺高校，少人才，域内生物医药产业近乎为零，仅有的几家传统制药厂也陆续关停。而真正让“关键先生”的研究下沉至昆山，也是后期昆山进一步吸引全国小核酸领域领军人物至昆山创新创业的关键，正是昆山市政府围绕人才“聪明地选择，果敢的All in”的态度及手段。

  昆山市政府最为聪明的，就是在产业方向的选定上。他们并未从上位政策的支持方向中选几个“空降”的大方向，而是匹配已落地“科技头雁”的发展方向确定了更加细分小核酸作为发展方向，并沿着相应方向纵深开拓，延展全产业链。这个曾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县级市，决意在小核酸这一生物领域走出一条自主研发的全链条发展道路。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曾赞叹：“一个县级市敢于在小核酸技术领域布局谋篇，体现了昆山科学技术创新的远见卓识。” [12]这样的产业方向铆定，既避免了与周边区域同质化竞争，又实现了细分市场的深度占有，强化头雁“下沉”信心。

  在“围绕头雁定方向”之后，昆山市政府又进一步让“头雁”梁子才出谋划策，根据他所提出的产业创新发展诉求，果敢的“砸钱”，“定制”了小核酸产业的发展平台及发展路径。2008年，昆山市政府便投资上亿元启动资金，为小核酸行业“砸钱”造了一个国家级“道场”——昆山小核酸研究所。同年9月，昆山小核酸产业基地奠基、小核酸研究所挂牌。由此，也使昆山在小核酸研究方面形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定制化研发环境。昆山市将小核酸研究所列为昆山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三个研究所之一，3年投资10亿元用以支持平台建设及小核酸技术创新投资。

  在政府破釜沉舟的决心及支持下，梁子才真正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政府的“座上宾”，变成绘制昆山市小核酸产业高质量发展蓝图的“总设计师”，与昆山市政府同进同退、共谋发展的“大管家”。

  只有一个关键先生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吸引更多领军人才。对于生物产业而言，针对某个创新方向的圈子往往很小，集中在位数不多的几个团队手中。而处于市场化前夜的小核酸，实际在全国的研究及从业人员也不过五百余人。而昆山非常聪明的并没走逐一游说、各个击破的招商老路子，而是抓住行业“圈子”，定向做传播，通过打造专业峰会把行业人才一网打尽。

  昆山市借助梁子才的行业号召力，广发英雄帖，召开小核酸行业的“武林大会”——08年召开“第一届中国小核酸技术与应用学术会议”，09年扩展至“第一届亚洲小核酸会议” [13]，吸引了国内外行业顶尖研究团队来昆参观交流。这一系列的举动快速轰动了本来就不大的小核酸创新圈子。昆山向小核酸学术圈展示了产业化的支持与定制化的研发环境，快速形成了“做核酸，到昆山”的行业认知，也为昆山启迪进一步要求别的业内专家来小核酸研究所科研铺下认知基础。教授们来了，门下的学生也带着自己的创新企业从上海张江高科等科技园区搬到了昆山，人才也逐渐兴旺了起来。昆山也突破了人才困境，迈上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阶梯。

  如今，大家都知道发展创新产业，引进启迪、北大、中关村等创新平台十分重要。都知道用平台招企业，但如何进一步“榨取”平台价值，用好平台构建产业生长环境，则更需要智慧。在时任昆山副市长的黄键的坚持下，清华科技园土地入股，从发展方案制定者变身股东，结成了政府、核心人才、创新平台的“铁三角” [14]。在营造产业环境，强化人才吸引的每一步上，启迪科技园强大的科技运营能力都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昆山启迪科技园不仅是种子的引入者，更应成为后续道路的铺就者和环境的打造者。无论是打造研究所，还是召开学术会议，构建科技园区载体，每一步不能离开启迪科技园的运营与组织。

  在面临中小城市文化环境薄弱、生活质量较低，难以满足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创新人才留住生活需求的问题上，启迪也根据真实的情况进行了微创新环境的调整与打造。园区兴建了专家楼，让人才集中起居生活，更引入健身房等生活小配套，强化园区生态环境，举办各类交流活动，让人才能与共同工作创新的同行一同生活，形成更易于融入的小核酸行业“创新社群”，构建了有别于昆山大环境的“校园式”园区文化，最终实现了引人靠梦想，留人靠同伴。

  通过一步步破解了人才困境，不到10年时间，昆山已能提供全国80%的小核酸服务及科研试剂供应、90%的小核酸原料及药物、90%的公共服务功能，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小核酸品种线和具有国际水准的研发和产业化技术平台 [15]。“什么人在，决定什么人来”，围绕创新头雁定制最佳事业发展舞台，进而吸引志同道合的创新同仁，是昆山小核酸产业从无中生有到亚洲最大，实现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本”逆袭之路。

  这第二个痛点，是个颇具中国特色的难题。2018年《我不是药神》的热映，点燃了大众对我们国家医药行业的关心与热议。人们发现，我国漫长而低效的药品审批，不仅影响了国际新药的引进效率，更极大的影响了本土创新及仿制药的快速上市。

  事实上，生物产业的创新，并不是各自为战的钻研，而是一场同台竞技的赛马。无论是在具有商业化潜力的原研药方向，还是生物类似药研制的赛道上，都挤满了各国的院校及创新企业——谁能够拔得头筹，谁就能快速占领市场，快速实现盈利。江苏亚盛医药董事长杨大俊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曾说“针对同一种疾病研发新药的企业有好多家，谁第一个上临床谁就占有了优势。如果你上临床比人家晚，得出的数据又和先上临床的差不多，那你只能放弃，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即便是你的数据比人家的好，也会因为上市晚而打不开销路。” [16]而对于我国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而言，熬过了痛苦又漫长的前期研发，从申请临床到最终上市的这“最后一公里”，却是条“看山跑死马”，拼命飞奔却仿佛一直在原地踏步的绝望之路。尤其对于生物创新的主体——中小企业而言，漫长的临床申请及试验过程意味着大量的沉默成本，也许就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这一痛点，也恰恰是为何我国生物医药类企业往往“扎堆”大城市，难以落地中小城市的症结之一。因为往往只有北上广这类的大城市，才能拥有高能级药品监管部门和试验支持机构，才有能力让这最后一公里“快”起来。

  针对这一痛点，泰州医药城为我们示范了扫清“最后一公里”障碍后，实现生物医药平地起高楼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发展创新产业，各个城市都知道要“跑部钱进”，也很乐于为招到的优质产业资源向上级政府要些支持性的政策。可很多时候，这些中小城市在要政策的时候，往往还是老思路，不是给钱给地就是给税收优惠。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通过要政策留住一两个龙头可以，那后续产业集群的集聚呢？要知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仅是会“哭”，更要有技巧的“会哭”，切中要害的要政策。

  相比其他医药创新区，泰州医药城最高明的，就是争取到了高量级的审批权限。为啥说这个审批权限很重要呢？因为新药进入临床试验的审批过程是“最后一公里”中，创新企业面临的第一道“坎儿”。

  按照我国药品审批政策规定，实际药品审批并非复杂繁琐到没有办法接受。真正极大延长药品审批时长关键，源自于我国食药监局一线审评人员严重不足所致的药品审评积压——每一步的审批都需要排队，而许多药物便在排队的过程中“新药上市变旧药”，丧失了收益的最佳时机。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的《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至2014年底，药审中心实际做专业方面技术审评的审评员只有89人 [17]，审评任务积压在15年一度达到22000个之多[18] 。曾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工作近13年的赛诺菲亚太区高级副总裁李宁介绍说，从递交材料到得到准许临床的反馈，澳大利亚是5天，美国、韩国是1个月，新加坡是1-2个月，巴西是2个月，欧盟是3个月，印度、俄罗斯是3-4个月，墨西哥是4-9个月，我国创新药审批所花的时间，在整个世界可能都是最长的 [19]。

  作为首个国家级医药新区，泰州创新性构建的“省部共建”的园区发展新模式，打破了药品的申报和审批困局。其省部共建模式最为核心功能的体现就是高量级省级监管资源下放。其中，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中国医药城设立直属分局，这是中国唯一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实现“点对点”药品直接申报的园区，让创新企业不必周转于各层级的监管部门之间，在一轮轮的排队中眼睁睁的看着新药上市变旧药。与此同时，江苏省药检所、口岸所、医疗器械检验所分所一并落户，全面加快项目审批速度。

  不仅如此，泰州并未仅仅凭借着审批权限坐吃政策红利，而是进一步强化专业化服务，打造了一个更加专业化，更具服务精神的药品器械申报队伍，提出了对医药企业“提前介入、全程参与、全方位服务” [20]，全流程推进药品审批速度。18年江苏省食药监局直属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创新监督管理服务促进中国医药城医药产业高水平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中便强调， “加强注册专员队伍建设”，通过提升注册专员队伍的专业素养，进而实现注册申报质量的提升。

  高量级审批资源的下放，专业化的申报团队的培育，为泰州打造了最具竞争力的“长板”，自然而然的为泰州吸引了大量被时间追着跑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

  事实上，这第一个“坎儿”已经受到国家重视。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革药品药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要求解决注册申请积压的问题，至2018年年底，等待审评审批的注册申请已从2015年高峰时期的22000件降至3440件[21] 。

  而按照2018年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程序的公告》，我国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制度正式由审批制变为到期默许制。也就是说，在我国申报药物临床试验的申请人，自申请受理并缴费之日起60日内[22]，未收到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审中心否定或质疑意见的，可按照提交的方案直接开战药物临床试验。

  这意味着，药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以后最多只需要等60天 。审批之“痛”将逐步自上而下的得到缓解和疏通，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得到更优秀的创新政策制度支撑，将步入全新的“寒武纪大爆发”时代。

  那么，从国家层面解决了审批的痛点，泰州就再无优势了吗？还有什么能适应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的新时代需求，让创新企业进一步“快”起来呢？

  泰州注意到了药品研发过程中另一个耗时长，投入多的关键环节——临床试验。临床审批的速度得到了提升后，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还面临着第二道难关——临床试验机构的严重短缺。

  中国获得GCP(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的临床试研究机构数量在2014年到2016年间，没有显著变化 [23]。我国2018年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已超过1万家，三级以上医疗机构2000多家，而通过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的只有600多家[24] 。

  我国大量人口基数带来海量的病例数，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宝库。然而，病例虽多，却未能成功的支持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创新的强支撑，关键就在于可提供临床试验的机构过少，临床试验的研究能力相对较差。

  针对这第二道“坎儿”，泰州医学城主动针对性的引入专业试验机构，结合本地医院资源，建立了国内最大的临床试验基地。尤其针对药品临床试验的I~IV期中，最为紧缺的I期临床试验，按照临床试验领域国际标准ICH-GCP进行建设，并建立了一支由山东大学I期临床试验研究室主任、GCP资深专家郭瑞臣教授领衔，包括CFDA国家级检查员、临床样本分析专家以及数据管理与统计学家在内的临床试验全链条的专业团队 [25] 。通过整体搭建从I期到III期临床试验的全流程试验服务，泰州为本市公司可以提供了临床试验的提速服务，进一步减少了企业去其他城市寻找临床试验机构的高昂时间成本，夯实了自身创新“加速”的新实力。

  泰州，既没有苏州、上海等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也并没什么人才基础，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集聚，集聚900多家国内外医药企业，实现1600多项医药创新成果成功落地申报，聚集3000多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26] ，解决的就是这关键的“时间成本”。泰州吸引企业的并不仅是强政策，更是服务型、专业化的政府，聪明且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服务支撑，助推了这“最后一公里”的冲刺加速。

  中小城市发展生物医药产业，还需要突破城市管理者的旧产业高质量发展思路定式，避免“穿新鞋走老路”。工业发展时期，伴随着各跨国公司谋求全球配置生产力的过程，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们凭借几乎“人手一本”的“九通一平”，以快速且高品质的基建服务保障，变成全球营商环境高地，吸引了全球资本的投资。

  但粗放的工业化路子走惯了，步入创新发展的新时代，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们一时间却还没学会发展创新的精细活要怎么做。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中小城市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思维应从建设“九通一平”的“制造环境”，到建设“创新友好”的“知识环境”，构建更符合创新时代的新“营商环境”。

  1) 修好道路厂房不如做好“设备共享”——开放检测设备共享，降低创新门槛。

  不同于传统制造产业的道路、土地、厂房，生物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硬件”是各类检验检测设备。生物技术的创新日常并不是从零到一的跨越，往往都是日复一日的试验、筛查与检测。研发的关键也许就在摇匀试剂，洗干净试管，控制好温度，培育好实验动物这些看似无聊重复的细节当中。

  因此，大到精密的生物成像设备，小到光谱仪、制冰机、高压灭菌器、试管振荡器等等高品质检测研发设备，都是加速生物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核心“硬件”，也是生物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小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主要成本。虽然无法拥有大城市那样的资本支持力度，中小城市可以在创新“硬件”层面下大力度，通过盘活“家底”（大学、研发机构及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的研发实验室），推动“开放湿实验室”等平台的搭建，甚至主动打造设备共享服务机构，引入融资租赁平台……针对性为生物产业的创新主体——中小创新公司可以提供低成本高品质的研发硬环境。

  旧工业时代，能够连接资源及市场的物流对于区域发展产业非常非常重要。然而对于生物产业而言，与国内外创新社群合流，引导“智慧流”集聚才是重中之重。而对于中小城市的创新企业而言，产业聚集程度低导致了人才及信息的自由流动低，这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虽然带来了人才的稳定性，却也容易使企业及创新人才陷入信息的“孤岛”中，导致创新活力下降。我们很容易发现发现，很多大城市的人才到了小地方，久了就特别容易“泯然众人”。

  因此，无论是在园区内组织多样交流活动、构建泛交流空间，构建本地创新社群氛围；还是像引入相关行业协会整合区域资源、带动市场信息交流，融入大区域创新生态；亦或是像昆山那样主动组织国际专业会议，甚至是组织本地公司参与国际相关会议会展，对接国际创新动态……中小城市的管理者必须主动推动产业创新交流，将“死水激活”，让本地创新企业融入周边大城市乃至全世界创新网络之中。

  3) 保障水电供给不如做好“知识护航”——强化知识产权服务，维护创新成果。

  生物产业是个创新投资极大的产业，投入的是真金白银，产出的是“知识”。在知识的传递越发简易的今天，要确保研发主体持续投资创新，并从知识成果中稳定获益，关键就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我们都说青蒿素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但这一厚礼却并未给真正的创新者屠呦呦及我们国家医药公司能够带来多少回报，源自于我国当时知识产权意识淡薄，没能主动掌控自主知识产权，抢占产业化先机，结果“起个大早，赶了晚集” [27] 。

  如今，中美贸易战势激烈，生物产业慢慢的变成了未来大国角力的重要战场，只有做好“知识护航”，构建高品质的国际化知识产权服务，才可以更好的保障国际创新资源“引进来”，本地创新成果“走出去”。

  中小城市无论是强化知识产权有关部门专业能力，建立国际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完善重点产业领域知识产权申报及保护机制；还是引入专业服务平台，强化国际化的知识产权交易、运营、咨询等服务，都应狠下功夫，打造与国际接轨，与大城同质的“知识护航”环境营造。

  生物产业作为高技术产业，最大的成本与风险都来源于对未知的探索。对于中小城市而言，没有生态就要努力搭建生态，好好盘活家底，主动构建高质量的知识、信息连接与共享的环境，将区域内分散的创新主体联结成一整个生态。只有搭建起这样的“知识环境”，让创新主体在彼此的知识积累上实现效率更加高，成本更低的迭代进化，才能实现中小城市低成本的创新崛起。

  生物产业虽然娇贵难养，但也并非只有高富帅的大城市才有追求的机会。只有了解产业发展特色，深挖行业切实的发展痛点，再依托自身优势打造长板，化痛点为爽点，中小城市也可以凭借一颗“用情至深的心”，巧得美人归。

  [2]穆晓菲, 《2018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市场概况与发展的新趋势分析 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区园区占比近六成》, 前瞻产业研究院，

  [3]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编著， 《2017-2018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蓝皮书》，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9

  [6]王守业， 《聚焦生物类似药（２）：生物类似药 VS. 化学仿制药》， 美中药源、《医药经济报》，

  [7]王守业， 《聚焦生物类似药（２）：生物类似药 VS. 化学仿制药》， 美中药源、《医药经济报》，

  [8]穆晓菲, 《2018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市场概况与发展趋势变化分析 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区园区占比近六成》, 前瞻产业研究院，

  [9]CAE，Rise of the Global Startup City，2018,

  [11]虞立琪, 《昆山:由硬而软的“关键先生”》, 《中国企业家》, 2010-02-20

  [13]虞立琪, 《昆山:由硬而软的“关键先生”》, 《中国企业家》, 2010-02-20

  [14]虞立琪, 《昆山:由硬而软的“关键先生”》, 《中国企业家》, 2010-02-20

  [15]《昆山：十年磨一剑交出“创新答卷”》， 《新华日报》, 2017-07-07,

  [16]赵永新 吴月辉， 人民网－人民日报，2015年08月10日， 《特别报道：创新药临床审批为何这么慢？》

  [19]赵永新 吴月辉， 人民网－人民日报，2015年08月10日， 《特别报道：创新药临床审批为何这么慢？》

  [20]《上海、北京、泰州三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平台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启示》,《政研信息》第四十七期，

  [22]Chriss, 《重磅！药品审评审批规则大变，所有药企将受益！》，健识局，

  [23]王小楠， 《中国新药审评数量4年翻两番，临床试验机构“告急”！》， 健识局，

  [24/25]《【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中国医药城临床研究基地成立 破解药品研发“痛点”“难点”》，泰州日报，

  [26]尹晓宇，《江苏泰州拓展大健康产业》, 《人民日报》, 2017-10-10

  [27]徐瑞哲， 《青蒿素VS阿维菌素：诺奖“双素”的中国境况竟截然相反》， 上观新闻，